「割闌尾」運動發言人林祖儀學經濟出身,正職是企業的財務顧問
文◎李又如
不只一個「我」,還有千千萬萬個「我」
退場不退縮,天光照島嶼,太陽花運動雖然一年前已落幕,但卻召喚了社會上更多原本不關心政治的素人,讓他們體認到自己可以為台灣這塊土地貢獻一些東西、改變一些現況。其中三位受太陽花啟發的年輕人,用他們的故事證明,太陽花仍在台灣社會各角落綻放著。
三一八太陽花運動,衝擊了台灣政治、兩岸關係。其實,這場運動的影響層面更滲透到社會各面向。這場運動把各式各樣的素人帶進街頭,讓「老街頭們」的背後,一夜之間站滿了後援。
運動結束後,這些人回到社會各角落生根,也召喚了社會上更多原本不關心政治的素人,讓他們體認到自己可以為台灣這塊土地貢獻一些東西、改變一些現況。
許多人直接回到家鄉,加入社區組織、或投入村里長選舉,長出最直接的土地認同;在運動時躥紅的台大新聞E論壇接續著改變的火苗進入媒體界,一大群公民記者帶著「直播工具」站上街頭,試圖撞出與主流不同論調的火花;學校的異議性社團茁壯、增多,探討太陽花現象的文集、攝影集接續出版;二二八蔣公銅像被潑漆,街頭沒有一日安寧,社運參與的人數愈來愈多,面孔愈來愈多元。
立法院的太陽花退場了,但在台灣社會各角落的太陽花還在綻放著。以下是三個受太陽花啟發了年輕生命的故事:
朱冠蓁創辦了「人生百味」
太陽花運動期間的某個夜晚,朱冠蓁與朋友在占領運動的周邊發現了物資的浪費,決定把多餘的食物分送給街友。而這不因「太陽光」落幕而結束,後來她創辦「人生百味」,每個月蒐集民眾冰箱裡多餘的食材,煮飯給街友吃,成了她的「志業」。
朱冠蓁是高雄人,她形容高雄是個舒服、步調很慢的城市。年輕的她喜歡看艱澀小說、做別人覺得很難的事,只為證明自己很厲害,「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。」大學念設計,第一份工作是設計師,她工作認真,「但老實說,我不知道自己喜歡的是什麼。」
「我媽媽在小時候曾對我說:『妳很特別,以後一定會做一些特別的事。』」但出了社會以後,發現做自己喜歡的事並沒有那麼容易被接受;不管多有想法、多獨特,都被社會壓迫成一樣的人。朱冠蓁苦笑:「我認命了,好吧,或許媽媽騙人。」之後她進入公平貿易協會工作。
三月十七日晚上對朱冠蓁來說,是個重要的人生轉捩點。朱冠蓁收到朋友攻進立法院議場的消息,當時並沒有想太多,只是掛心朋友的安危,便寫了一封信給老闆請假,「老闆是個社運經驗豐富的人,爽快地答應了。」她苦笑道:「大概只有我還完全不清楚狀況。」
「如果不是『三一八』,我不知道警察其實會打人,政府會用水車驅離民眾。」太陽花世代的年輕人,完全成長在解嚴後時代,在三月二十四日那一夜,親眼看見國家機器運作,血淋淋地被國家背叛。
「在這麼緊急的狀況下,我可以做些什麼?」朱冠蓁發揮一己之長,參與文宣製作、與友人建置活動布告欄網站,親身參與其中。她才發現,即使不懂政治,「不是某方面的專精者,還是可以為台灣做點什麼。」三一八讓朱冠蓁, 或是「朱冠蓁們」,從旁觀者變成了參與者。
財務顧問林祖儀投入「割闌尾」
長達十個月的「割闌尾」,是個從太陽花「長」出來的運動。太陽花運動的起源是反黑箱服貿,來自立法委員的失職。讓問政不認真的立法委員下台,重新喚醒台灣人民的罷免權,是割闌尾團隊的心願。
整個團隊的參與者幾乎都是素人。「一路以來,四千名志工只有一%是有社運經驗的人。」發言人林祖儀學經濟出身,他的正職是企業的財務顧問。雖然參加過公民一九八五行動聯盟的幾項活動,但他也坦承,除此之外,其他社運經驗非常少。
平凡的上班族、學生,堅持了十個月的硬仗,「有人說我們是烏合之眾。」林祖儀笑說。「一開始我們好天真啊,沒想到那麼難。」在網路上拋出議題之後,雖然馬上體驗到萬人響應、百人參與的寂寞;但隨著割闌尾愈見規模,政府更是百般刁難,運動難度也愈高。
台大醫學院的一間教室裡,來自四面八方、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討論「接下來該怎麼辦?」見招拆招,這群烏合之眾最終打了一場光榮的敗仗。
雖然罷免失敗,「台灣人卻第一次見識到罷免權實行的難度。」不只在網路上打空戰,透過小型擺攤、大型活動,由一個個志工在街頭對居民推行草根教育的地面戰,是這場運動中最珍貴的寶藏。「而且我們不打算放棄。」繼續推行與罷免權有關的運動,是割闌尾的下一步。
「每天都有人退出,但每天也都有新的人加入。」林祖儀說。雖然從去年四月到現在,還留下的人沒幾個,但每個人對人生都有不同的選擇,退出後或許是以另一個方式為這塊土地付出。他相信,這些人就是種子,「今天站出來了,就不會再退縮。他們對國家機器、對霸權的反抗,是有意識的。」
近一年的運動中,林祖儀有了許多不同體驗。第一次變成發言人,第一次站在宣傳車上掃街,他更看見社運並不一定要「專業」的人才能做。割闌尾志工們來自不同專業背景,甚至將經營公司的方式帶進社運裡,「這是另外一種『學有專精』。」
讓林祖儀或是「林祖儀們」願意推開鍵盤,走出家門的契機,是相信自己的參與也可以成為一種力量。
謝政豪要把「台灣認同」化成音符
「如果沒有三一八,現在我應該會在國外玩音樂吧。」「臺灣吧」(Taiwan Bar)動畫臺灣史製作人謝政豪六月退伍,九月參與的娛樂公司——曾製作過海尼根、五月天、微軟公司的廣告——解散,成員四散世界各地去追夢。身為DJ的他,雖然明白國內並沒有養育他的土壤,卻毅然決然暫時放下了自己的創作夢,留在台灣。
在三一八運動中,他看見了台灣的需求:台灣人開始對自己是誰、土地的歷史,產生了追尋的渴望與焦慮;讓先前只出現在街頭、藏在激烈口號裡的「台灣認同」,重新被發現了。
幾個月以來,臺灣吧製作的每支短片都大獲好評,但在對二二八的詮釋上面出現了不一樣的聲音。有人認為他們將二二八事件簡化為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衝突,無助於看見歷史真實的面貌;也有人認為,太過娛樂化的詮釋,是對受難者的一種消費。
同樣「由青年詮釋歷史」的二二八共生音樂節,也有類似遭遇。總召葉俊廷提到,今年策畫團隊不再是以往常見的熟面孔,幾乎全部都是素人。太陽花開啟了常民對政治的關心,在運動退場後,失去了聚集的場域,這些人便四散到各個社運中。
葉俊廷表示,從籌畫之初就不斷討論,在「平易近人」與「嚴肅」的極端之間找到平衡點。但仍被質疑像嘉年華,太過歡樂,犧牲了嚴肅性。「但參加活動的人數是往年最高。」他提到,連系列活動中比較不討喜的講座,參加人數都是以往的三、四倍以上。
膚淺、短暫、一窩蜂,是三一八後,對「公民力量崛起」、「新台灣認同」常見的質疑。但如同臺灣吧是要引發常民對歷史產生探索的興趣,共生音樂節要讓二二八重新與台灣人產生連結,「三一八也是這樣的策略。」葉俊廷認為,讓觸角延伸到民間,使每個人都能參與其中,找到屬於自己關心台灣的方式,才是真正的「出關播種」。
(文章來源:《新新聞》授權,原文標題:【太陽花學運周年】太陽花正在台灣各角落綻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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