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在重男輕女觀念下，中國每 100 位男嬰出生，就有 4.76 位女嬰被墮掉。攝影 / 法新社 )
文 / 顧爾德
人多，讓人憂鬱，馬爾薩斯警告的人口陷阱也讓人憂鬱。這個憂鬱成了主導中國過去六十年人口政策的主旋律。為了控制人口，中國把人口問題當做數字管理，冷酷的數字管理造就了無數的生命悲劇。女性是最大受害者。
中國，人多。這是長期以來外界既存印象。從較早北京長安大街上壯觀腳踏車巨龍，每年春節期間大都市火車站擠得滿滿的民工，到最近，每逢五一、十一長假，中國各風景區被塞爆，海外旅遊景點與購物區擠滿了黃面孔。這些經典畫面都是世人對「中國，人多」的刻板印象。
- 艾奇遜預言中共過不了人口關
人多，讓人憂鬱。十九世紀英國史學家卡萊爾（Thomas Carlyle）用「憂鬱的科學」（dismal science）形容經濟學。後來以訛傳訛，說成卡萊爾此語是用來評論馬爾薩斯（Thomas Malthus）的《人口論》。不過，《人口論》的確讓人憂鬱，馬爾薩斯預言人口增長一定會超過食物增加，進而掉進食物供不應求的困境（馬爾薩斯陷阱）。
這個憂鬱也成了主導中國過去六十年人口政策的主旋律。
一九四九年八月，美國發表《美國與中國的關係》白皮書，其中國務卿艾奇遜（Dean Acheson）說：「人民吃飯的問題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。」他預言中共也解決不了人口問題。對此，毛澤東反擊稱，美國政府是「馬爾薩斯主義」，他說：「人世間第一可寶貴的就是人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只要有了人，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……」
要怎麼否定馬爾薩斯主義？中國得思考解決自身人口問題的方法。當時許多學者主張要節育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大校長馬寅初在一九五七年發表的「新人口論」。
馬寅初是位財政學者，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但支持中共。長期參與計畫生育工作的人口學者梁中堂說，毛澤東第一任妻子楊開慧的父親、北大哲學系教授楊昌濟過世時家境清苦，當時擔任北大文科教務長的馬寅初與蔡元培、胡適等人一起發動師生募款，協助楊家後事。這讓毛澤東感激在心，之後一直厚待馬寅初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，馬寅初也是中央政府大員。
- 馬寅初提出「新人口論」
馬寅初「新人口論」根據的是一九五三年中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，當時中國人口年成長率達千分之二十。他的觀點與馬爾薩斯不同，強調的是中國要走的路是蘇聯機械化、自動化的生產模式，這種模式不需要那麼多工人，更需要累積資金。
不過，中國國民所得主要都花在消費上，資本累積只占兩成，而人力也多在生產力較低的農業部門，以五七年為例，「今年增加的一三○○萬人，能在工業中安插的不過一百萬人……其餘一二○○萬人要在鄉村中工作。」
馬寅初提出的方案就是控制人口、計畫生育，宣傳避孕。
其實建國之初，毛澤東接受馬寅初等人計畫生育的主張。不過，一九五七年毛發動大躍進，提出了「人多是好事不是壞事」、「人多議論多，熱氣高，幹勁大」，等於否定了節育主張。而光明日報、人民日報等媒體也開始批判馬寅初，一九六○年，他辭掉北大校長，也失去了發言權，但在文革期間並未受到太大波及。
至於計畫生育，梁中堂認為，從一九五三年提出避孕與節育以後，其間雖受政治運動影響，但「一直都直線發展，沒有反覆」，而一九六二年中國國務院也把計畫生育列為是社會主義的既定方針。
- 批錯一個人，誤增三億人
到文革結束，主持平反工作的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在審閱馬寅初平反案時說：「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，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於會突破十億大關啊！批錯一個人，增加幾億人……」之後，光明日報也以「批錯一個人，誤增三億人」為題為馬寅初平反。
接著，中國政府開始著手實行各種計畫生育政策，推動一胎化政策。梁中堂形容中共進行馬寅初的造神運動，藉以推動計生。是否造神？引起不少爭議；但馬寅初的確增加了中國推動一胎化的正當性。
一九五○年代主張節育的馬寅初，一九八○年代初推動一胎制的中共精英，都是從經濟發展角度談計生。不過馬寅初當年反對墮胎，說計畫生育「切忌人工流產」，一則因為這是殺生，二則會傷害婦女健康。
中國一九八○年代以來的計畫生育，就是因為地方幹部粗暴地強制婦女墮胎，造成許多悲劇，最著名的是盲人赤腳律師陳光誠的故事。
- 計畫生育下被消失的女性
二○○四年山東臨沂市推動計生，用強制手段進行結紮、墮胎。計生幹部闖進民宅抓人去墮胎，甚至已超出安全流產月分的孕婦也不放過。陳光誠就與妻子袁偉靜調查了臨沂「暴力計生」案例，聯絡維權團體共同介入，提供受害者法律協助，最後引起舉國關注。
陳光誠卻因此遭臨沂市政府報復，他被拘留，之後羅織罪名判刑四年多。出獄後全家被軟禁，小孩也不能上學。地方政方花大筆「維穩經費」雇用民眾二十四小時監管他們全家。二○一二年才在熱心的維權人士組織救援下，有如好萊塢電影情節般逃進北京美國大使館，再前往美國。
在中國的計生制度下，女性是最大受害者。一方面，未婚女性不可能拿到「准生證」，沒准生證而懷孕就只有墮胎一途。
二○一一年，天安門領袖柴玲在美國國會做證，談有關中國強制墮胎問題時承認，大學時曾墮胎過三次。她說：「 我第一次懷孕時是北大十八歲的二年級生，我當時十分害怕，感到恥辱。我心中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我們剛入學時，校方公開開除一對不小心被發現懷孕的男女朋友的情景。」
柴玲作證說，依中國政府統計，七成墮胎者是未婚婦女，「這等於，每年一千萬以上的年輕婦女遭受此難，每天二萬七千人，每分鐘有十九個。」
另一類受難女性則是在重男輕女觀念下被家人犧牲。台大經濟系教授林明仁曾估計，中國每一百位男嬰出生，就有四．七六位女嬰被墮掉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（Amartya Sen）曾指出，全球逾一億名「失蹤女性」，她們多是生前被墮胎掉或出生後就遇害。而中國與印度「失蹤女性」尤其嚴重。柴玲也成立「女孩也要」基金會（All girls allowed），關注中國「被失蹤」女嬰。
- 把生育權還給人民
中國把生育當做「計畫」，人口問題也從「人」的問題變成數字管理問題。冷酷的數字管理造就了無數生命悲劇。因此，當今中國人口學界多反對強制性的計生，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就主張人口政策要「以人為本」；生育問題要「還權於民」，「尊重公民自主自決自由生育權的前提下，幫助實施生育節制」。他說，人口的含義不是簡單的「數字」而是一個由「不同性別、年齡和社會標識的人群（分人口）組合而成的互相支撐、互相需要、互相平衡的人口社會生態。」
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終結「一胎化」，人口從數字問題回歸到人的問題。走了三十五年之後，中國生育政策也轉向正路。
（本文由合作媒體新新聞授權轉載，原文標題：【封面故事】揮別人多的憂鬱 中國生育回歸人本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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